在马周回来的第二天，颜勤礼亲自来邀请殷清风过府相谈。
再次见到颜思鲁，殷清风心中升起一种罪恶感。短短十余日不见，老爷子苍老了许多。
他恭恭敬敬的在老爷子面前跪下，“外孙拜见姑翁。”挪了挪膝盖，“甥男拜见四位伯父。”
“好孩儿，起来吧。坐到姑翁身边来。”颜思鲁的精神还不错。
等殷清风坐下，颜思鲁问道：“听马宾王以及你相时舅父说，你对儒学有不同的见解，现在说给姑翁听听。”
殷清风道：“外孙以为，儒学是一门学问，研究仁义道德的学问。但学问归学问，若完全以此来治理天下，则是误国误民。
民有士农工商兵等等。儒学只是“士”的学问，里面没有增加粮食产量的学问、没有指导工匠营造道路桥梁的学问、没有兴盛货殖的学问，更没有如何击败异族保家卫国的学问。
这样的学问，怎么可以据此来治理天线呢？
隋唐以来的开科取士以儒学为主要考核内容与标准、汉武帝以降的帝王和士人认为只要熟读先贤典籍就可以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这，皆源于董仲舒一人之祸乱！
太子殿下颁布农耕令、开设帝国银行、开办皇家军事学院等举措，便是要更正儒学既是治政之学的错误。儒学者应该借此机会重新认识儒学在大唐、在以后究竟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是继续认为儒学既治政之学，还是把它当做一门指导世人修行品德的学问。
诚然，像等典籍中记载了“民本”、“仁政”、“王道”等内容，但这些内容远远不能指导帝王治理好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
就以“以农为本”为例。
农在士的眼中到底是被尊敬的还是被鄙视的？儒学者中除了李安世、郦道元等少数人外，对“农”又有何贡献？租庸调中的调，明明是在践踏“以农为本”，为何不见学儒者出来制止？
像这样学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不耻言利”。
历代朝堂上，都是学儒者，他们一定学过“不耻言利”。那为何他们在官场中勾心斗角，在民间有盘剥百姓、与民争利？
多少年来，学儒者学的圣贤书，做的却不是圣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