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随各坊肆和夜市的频频泛生，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来那种固定、集中、封闭、限时的市场格局，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开放的新局面。
长安城商业空前繁荣之现状，以及在其间或太子，或大员，各以私人身份的悄无声息现身于市，无疑给这等巨变添上了默佑认可意释。
大唐这个封建王朝历来的“重农抑商”经济特征，也随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惊人，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高出几个等次，再不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八王所言也是洛阳一方崭新认知意识的由来，都府长安进一步巩固了世界性大都会的现实，这一路行来，距离此间越近，让我们这些陪都来客也越感王朝商业经济迅速，和长足进展的变化之惊骇！各式新兴商业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在长安城四近各处，更让我等深感此行之必要性！”
讲话者名曰边炯边宝昌，为李姓皇室在西京洛阳的根植势力，虽算是李氏一方嫡系旁姓，但因其凸显的商业谋略特长，及颇具前瞻性的人文发展智慧，就是如今政事朝情日渐微妙的洛阳城当局，也丝毫不敢轻忽了他的存在。
何况日后篡权为皇的武则天，也的确极具帝王之能，始终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使未曾登基，也一直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朝廷的头等大事来对待。
她的几十年暗里究研，更明悉以史为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之要甚，至少在她自己尚未成就帝位之前，其人尚能有足够认识，知道择人德才兼备，不避亲仇，注重品性。
因而，即使当前的洛阳城正处于武则天设威储势关头，作为河南府通判的边炯，虽说真正管理的事情已经不多，但依旧仍管理着一府民政，事务同样繁忙，尤其在包括洛阳城在内的河南府商情发展上，此人地位不仅未被消减，相反极受武氏重用。
足可见，抛开边炯边宝昌李姓皇族极亲近关系不讲，此人无论品行亦或能力，便是心有旁骛的未来女皇，也不能无视他对于洛阳城乃至大唐的重大影响力。
当然此时身处极尴尬身份、地位、环境之中的他，唯有越发坚持其一贯地中庸政治倾向，更一门心思投入到经济拓展上面，于朝中具体事务愈加不予涉及，方为令武氏大胆放任的最主要原因。
作为后世来人的李之，却未见此人在史册上多有重要记载，想来边某人再是商业能力突出，在未来的权势更迭里或被倾轧，或是早早卸甲归野，也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不过，李之倒不认为此人从此再无用处，至少因为自己的出现，定然会在已然架空的历史里，或多或少留下个人的鲜明印记。
换句话说，他认为边炯边宝昌若是果如建成王低声相介的那般非凡与忠义，自己大是可以帮他改变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