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道路。
在这方面，鲜卑民族最具典型意义，尤其是鲜卑拓跋氏，是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朽功业。
从而把胡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已经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便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
这两个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
唐太宗长孙皇后是胡汉混血，有一半汉族血统和一半鲜卑血统。
唐高宗李治身上拥有四分之一的鲜卑血统，四分之三是汉族血统，他身上流的大部分都是汉族血脉。
那时因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下层民众，故而在大唐建立伊始，就开始大范围吸纳散落于南方各地的拓跋独孤氏后人。
十王里就有数位属于此类情形，这些后人们或是入朝为官，或是入宫为嫔妃，李姓皇室之所以庞大，与此类关系极大，但被皇室刻意遮掩。
也就是说，所谓的李姓血脉中很多这样的情况，因而类似如南江王返乡祭祖行为都是不公开的。
自唐高宗以后，大唐皇室同时大量聘娶汉族嫔妃，再加上鲜卑族主体渐渐融于汉族，唐中期以后鲜卑族不复存在。
知道其中隐情的李之，当然不会纠结在此点，而是迅速转移了话题：“凡殊兄，不知南江王如此在何处？我好及时上门拜见！”
李赫笑道：“父亲在番坊清真寺遇见了马赫迪特使一行人，就临时加入他们的队伍了，我来就是邀请你前往！”
古时远洋主要靠的是季风，因时效性比较强，所以外国使节和商人在广州往往一等就是几个月。
这期间，他们需要食、宿，需要贮存货物，广州官府为他们在城外专门开辟了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