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答道：“秦国旧制，无聚民之力，无慑乱之威，此为第三弊也。何谓聚民慑乱之威？法令一统，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激赏，公正严明。”
秦献公陷入了沉思之中。
此时，已经是傍晚，黑伯轻轻走进来低声道：“君上，已经是酉时了。”
秦献公拱手问道：“先生的变法，可是也要涉及到田制？”
江寒点头：“要缩减世族封地，还田于民，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
秦献公的脸色变得凝重：“单这一点，触及世族根本，恐怕都难以推行！”
江寒肃然道：“所以要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
“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所以要有一支强大的护法力量，让新政不在巨浪中颠覆。”
秦献公长嘘一声：“强秦，恢复穆公霸业，收复河西是我的毕生大梦，只是变法事大，变得不好，国无宁日。越是大变，越是多有利害冲突。”
“以秦国时下而论，不变法犹可为之。一旦变法，朝野动荡，若有战事，只怕有亡国之危。”
“正是。”江寒眼神坚定地说道：“所以秦国若想变法，不能急变，要等护法力量逐渐成型，羽翼初成，这是关乎于秦国千秋大业的事情，一代变不成就两代三代，江寒还年轻，还有很长的时间！”
秦献公这才意识到，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不过才二十出头，他不敢想象，如果江寒在秦国辅政二十年、三十年后，秦国会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献公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他是吴起变法的亲身经历者，他明白：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的道理。
回国继位后，他也在秦国国内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他把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栎阳，把思想陈旧的老世族留在了雍城，带着甘龙等一众新贵来到了栎阳。
而老世族与以甘龙为首的“新贵”的区别是老世族普遍是奴隶主，新世族则多是土地主。
奴隶主的土地主要靠国家、国君的封赐奖赏而来。
现在国家放开土地，谁开垦算谁的，涌出的新地主阶级开荒甚至都开到奴隶主的荒地里了！
而且奴隶制体系下，奴隶只是奴隶主的私人物品，人生安全、人生自由完全没有保障，相比之下新地主阶级对待劳力反而更加仁慈。
所以也导致大量的奴隶外逃，到地主阶级手下混饭吃，这样一来，老贵族的奴隶主与新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上升。
秦献公心里也很清楚，新地主阶级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必须仰仗！
而老世族的奴隶主们，有减税、减劳役、减刑罚等特权，权臣弑君都是出自老贵族之手，没什么大的好处，但老贵族根基深，权势大，甚至秦献公都是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回国继位，秦献公也只能尽量笼络安抚老贵族。
包括当初迁离三百年都城雍城，到河西之地附近栎阳，为的就是摆脱老贵族的势力，发展新地主阶级势力。
尤其是这几年，推行代田法，新型农具，让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国内矛盾依然存在，新老贵族之间的土地斗争日益尖锐，民间私斗成风。
“新贵”的轴心人物，上大夫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老世族集团有很大的利益冲突。
这让秦献公非常倚仗甘龙，并让甘龙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甘龙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
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
这种根基差别，就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甘龙主张有限变法，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
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
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甘龙的政治本质虽然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却也是一个怀旧保守派。
而江寒所提出的深彻变法，无论是对秦国的奴隶主还是土地主，都是掘其根基，会受到的阻力之大也可想而知。
秦献公试探的询问道：“江先生觉得上大夫甘龙，是否能成为护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