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少津妻祖父任太仆寺卿，他又身任兵科谏言之责，自然十分熟悉大庆朝的马政。
正所谓“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若想战胜鞑靼，非战马骑兵不可，是以大庆极为重视战马。此事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在何处养马，又由谁来养马。
太仆寺之下设有苑马寺，掌管六监二十四苑，督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各地的官牧。
专设了官职，又建了官牧马场，本是件好事。
奈何大庆成立之初，太·祖将十九子分封于九边关城，占地为藩，镇守大庆疆土。朝廷设立的六监二十四苑，恰好与藩王封地相邻，草场年复一年被藩王们侵占，一步步缩减，历代皇帝为了“宗室和睦”，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其肆意妄为。
沉疴不治，拖到如今，使得官牧形同虚设，苑马寺的主责渐渐走偏，从养马变成了征马，把养马的任务分摊到了百姓头上。
宗室生乱，乱在天子头上，百姓受苦，只苦在百姓头上。只要上缴的马匹足额，历代皇帝便默许了此举。
年年收马、验马、运马，全凭官吏一张嘴，使得其间滋生贪污索克。
更为可笑的是，北边的草场被藩王所占，便逼着南边的农户养马，黄册大笔一划，成了马户，一路南逼到了江南之地。
江南虽草盛，然此草非牧草，又岂能养战马之壮？
裴少津所奏，正是此事，他写道：“……为减百姓之苦，壮战马之躯，臣恳请陛下依照六监二十四苑设立之初，重新丈量饲马草场，收归朝廷所用。”不然，既苦了马户，又苦了军中骑兵。
皇帝反复读了好几遍，赞叹欣慰之余，又神色凝重。
紧接着，他又拆开了裴少淮的密奏，自言自语笑道：“你的折子若是早些到，朕便不会下旨让你监考府试了。”
看到裴少淮在奏折中描述闽地局势，皇帝只觉得御书房周遭都变得欢愉起来——诸事向好，到了惩治倭寇的时机。
派伯渊南下开海，他所交上来的答卷，远不止开海一件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