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
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不禁追问道，
“这却是奇了，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
张诚回道，
“皇爷或许有所不知，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一是海关税侩，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
“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
“据奴婢所知，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加上所谓的“浮耗”，途径的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
“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
“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费，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来，漕运关乎的是国计，而在蒙古官吏、豪强看来，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钧道，
“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
张诚点头道，
“贾鲁并非无能，只是治河一事，从来牵扯甚广，据说蒙元时，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
“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
“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大部分都被河运官员中饱私囊。”
“这些官员得了好处，又可以拿着从漕运中赚到的银钱去四处贿赂，打点升迁，滥邀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