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甚至能从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惧，倘或他们再也控制不了欧洲，就必须从远东捞取经济利益来弥补和维持罗马教廷的损失与它庞大的开销。
通俗点儿说，就是“赎罪券”在欧洲卖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个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争取内销转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为罗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翊钧是可以理解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极度反感的。
因为他比丰臣秀吉还穷，要打的硬仗比丰臣秀吉还多，所以对于勤俭节约的丰臣秀吉，朱翊钧实在也是说不出甚么难听话来。
至于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靠着海外殖民贸易迅速崛起。
如果罗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权，那么它根本无法担当起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罗马教廷不得不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让予西班牙与葡萄牙。
因此实际上此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取代了罗马教皇在这一位置上的影响，成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传教与利益结合的总代表。
因此“保教权”，在万历时期，可以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词。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之后，保教权之争依旧存在于两国之间。
教皇为平衡两国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图上划出了一条著名的“教皇子午线”，即规定大西洋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作为分界线，以东为葡属领地，以西为西班牙领地。
像范礼安这样的意大利传教士，在来中国和日本传教之前，也不得不借助享有所谓“保教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
因此历史上范礼安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不仅受到中日两国内部的影响，来自欧洲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不时地妨碍着他的传教事业。
朱翊钧在心里默默地为范礼安勾划出他的具体职责。
作为一个来自意大利城邦王国的传教士，范礼安在传教的同时，必须还要平衡罗马教廷的利益、耶稣会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欧洲君权和教权的利益。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