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站了起来，踱到御桌前随手拿过一份贺表来翻看。
年节里百官休沐，贺表是周边友邦恭贺新年的进表，基本上全是千篇一律的套话。
这种贺表一般没有甚么可读性，因为各国进来的表文都是由四夷馆的译字生翻译完毕后，再由礼部主客司逐字逐句校对审核过再呈上来的。
其严苛谨慎堪比蒙元时对出版图书的三审三校，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政治错误。
当然了，即便有政治失误，只要外臣操作得当，皇帝也不易发觉。
譬如朝鲜战争时，明朝使臣沈惟敬就因与丰臣秀吉谈不拢议和条件，而与小西行长合伙伪造了一份丰臣秀吉的《关白降表》。
结果直接导致明日议和完全流产，丰臣秀吉在发现自己被明使欺骗后，又命麾下各将再侵朝鲜。
朱翊钧思及至此，看向手中贺表的目光不禁变得沉郁起来。
从古至今，中外交往都离不开翻译，史书中记载远方之国“重译来朝”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而大明几个外交机构中，只有四夷馆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培养翻译人才的所在。
而明朝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不能不谓重视。
明初设立四夷馆时，由翰林院直接管理，从国子监生中选拔人才学习翻译。
到了宣德元年，朝廷甚至允许四夷馆在国子监生之外兼选官民子弟诵习夷字、充当译生。
弘治以前，四夷馆曾由内阁委官提督，译字生甚至能有机会被选入内阁办事、升任高官。
但到了弘治三年以后，朝廷便规定译字生通过学习后只能充当专职翻译官，不许别图出身，考校九年后，方可授序班职事。
这一政策改变了明初译字生科甲一体的出身，随后逐渐沦为杂流，即使馆中有表现优异者，升转任职亦皆在鸿胪寺。
这一变化导致了明朝学习外文的翻译人才质量逐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