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个人都会追求生存，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获得更好的将来，即便是一个废物也当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下去，若是死了便什么都没了，甚至是做废物的资格。收藏本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辽朝面对的是大宋不断的压力，不光是在兵力上的，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它都处于下风，这让辽朝有着极大的危机感，但他们同样有着草原民族强大的毅力与骄傲，因为契丹人曾经遭受过更加不幸的过去。
他们崇尚汉文明的统治，也崇尚大宋的经济蓬勃，所以他们仿制了大宋的交子建立了自己的官子，连名字都是那么的相像，同样的他们也任用汉人作为文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加强他们的统治。
事实上，是这样，辽朝开始使用官子之后，经济是得到了一点复苏，同样汉臣也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只不过他们忘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从大宋学来的，大宋比辽朝更加了解其中的秘密，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否则赵祯也不会打外儒内法的主意而悄悄推行法制建设。
为此大宋的皇宋宪法经过数次修改，已经日趋全面，而辽朝依旧是在使用已经被大宋早早淘汰掉的人情法，以人的因素为先决条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汉家王朝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别发达，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法律的特性乃是以刑法为基础的法律样式。这多是为了警告以及震慑其他人。
而辽朝的律法却相对的更加在乎人情，比如一个人偷窃的是横行乡里的富人还是偷窃一个穷苦人家，或是一个契丹人偷窃的和一个汉人偷窃等等。
结果绝不一样。
这种差异造就了一种隐藏在民间的愤怒，公平的待遇是许多人追求的东西，当然更多的是弱势群体所追求的东西，汉人在辽朝的地位虽然被皇帝摆在了相同高度，可下面的人可不认账。
即便是大辽的相公是汉人又如何？
总不能把手伸到地方上管理小事吧？
而且汉人相比契丹人更加的心灵手巧，更加的会赚钱，种地都比辽人在行，唯一不如契丹人的也只有放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