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孝道确实经过历代王朝的倡导成为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凡事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道德也是一样。
中夏提倡道德，但道德需要很强的自制力，像佛家的清规戒律，只有少数修行者才能够矢志不移。道德标准太高，并没有人人仿效的可能。
元人编《二十四孝》，里面就有很多极端的例子。礼是天下的常道，特殊情况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评判标准也应有所调整。尾生抱柱而死，伯姬夜不下堂，被火烧死。只知道要恪守道德，不知圣贤提倡道德，是为了让人类更好的生存。
当然，高尚的道德只要不勉强他人仿效遵从，总还不是一件坏事。遗憾的是大多人总是待自己宽容，对别人严格。有些道德标准不容易做到，便斥之为愚忠、愚孝。
平心而论，道德只有高低，没有智愚。这也是司马光‘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的歪论流毒。将道德君子归之于愚，有才小人归之于智，这社会道德肯定好不了了。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智如愚’。智和愚确实不那么容易分辨。忠、孝、节、义这些道德方式也没有什么智愚可言，不过人是有智愚的，但一个人如果智力不好，本不可能有很高的道德。
五伦中皆有交互的义务，又有强者先施，弱者返报的原则，这都是后人不太了然的。道学家讲什么三纲五常，片面强调弱者的服从，成为一种不近人情、扼杀人性的礼教，结果就跟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无甚分别，貌同实异，真是很可痛心的事。
中夏文化注重人道，确实有很多颠扑不破的精义。可惜在时势的变易下失去活力，多了很多刻板僵化的成分。
在道德教育中就有很多不近人情的模范，像尾生、伯姬固然不能成为信、义的代表，《二十四孝》郭巨埋儿，尝粪便、刮手臂的例子也都非常特殊，不具备仿效的价值。如果要给古今孝子排座次的话，标准可以高一些，如果树为型范的话，就要考虑到效法的可能。是以这些书都是儒家著作中下乘作品，好像什么拳经刀谱一样，修炼不出光明俊伟的人格。
近人推崇的《弟子规》也是一样，规就是规戒，类似于佛教的清规戒律，佛家三藏，经、律、论，戒律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儒家的礼类似于戒律，所谓繁文缛节，以理杀人，包含了许多僵固可厌的成分。可以说伯姬就是死在这些礼法上，后人说‘礼教吃人’，也算是有根有据。
不管是儒家的礼仪，法家的律条，还是佛家的规戒，用以约束人类的行为，的确有相当的价值。但是作为一种道德标准，不可能强求一律。很多宗教对违反规戒的人处以严酷的刑法，这就属于草菅人命。
礼仪律条作为平常的约束，越是严密周详，结果就趋于庞杂繁重。繁文缛节、科条律令都是非常惹厌的东西。倘若再备注一些特殊情况，就太过繁难了，遇上伯姬这种认死理的老太太，恐怕还是难逃一死。
自从商业繁兴，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法令也有这种困难。当初李悝著有《法经》六篇，商鞅携之入秦。成为秦律的本源，后世的律法颇有损益。高祖入关，和秦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杀人者死，伤人者死’，汉家以春秋论狱，都是掌握律法的原则，不在于律条的繁密。
秦朝号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吏治最为腐败，项梁作为楚国大将军项燕的儿子，杀了人关在栎阳狱中，都能被司马欣放掉。项伯杀人被张良所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