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说：“……草根。”
玛丽娅说：“你认为自己来自社会的底层？”
徐浩东说：“对，但不完全准确，我既来自社会底层，又不算是真正的底层。”
玛丽娅说：“徐书记，你这话模棱两可，让人难以理解。”
徐浩东说：“是这样的，从广义上讲，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是工人的后代，所以我属于社会底层。而从狭义上讲，我的父母是军工厂的工人，生活比一般工人要好，比绝大多数的农民更好，所以不能算是最底层。后来大裁军，军工厂关闭，我父母都成了下岗工人，我才变成了最底层。”
玛丽娅说：“能说说你的父母吗？”
徐浩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正是我的父母，他们青梅竹马，是一个村的，十多岁就订了婚约。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务农，接着当兵六年，后来转业到军工厂当了工人。我母亲读过一年初中，也务过农，与我父亲结婚后才进厂当了工人。他们二十年前就下岗了，为了供我读书，他们摆过地摊，看过大门，当过清洁工和保姆，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们才与我姐姐姐夫一起迁回了原籍。”
玛丽娅说：“从普遍意义上说，父母才是最好的老师。”
徐浩东说：“对，老师教我们知识，但父母教会我如何做人，我母亲淳朴善良，我父亲忠厚老实，特别是我父亲，军人气质，严谨细致，勤于思考，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硬是从一个学徒工成为八级车工，他的历史是部标准的励志剧。我认为，我的父母具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所有美德，我为他们骄傲，同时我也为自己骄傲，因为我比较好地继承了他们的美德。”
玛丽娅说：“个人自己也很重要，既能自我成长，又能吸收父母的美德，还不被环境所影响。”
徐浩东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反思过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我至少是个幸运儿。”
玛丽娅说：“你很幸运吗？”
徐浩东说：“是的，我出生于一九八一年，那一年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象我父母所在的单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得更为严格。如果按照政策，我们家已经有了我姐姐，就不应该再有我，所以我说我能来到这个世界，注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玛丽娅说：“是么，那你的这个幸运是违反政策得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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