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更深层次的，天塌下来的绝望。
上周末的试爆结束，除了日本，一定有跟多人盯上了研究院。他们没有很多时间了，而她的国家仍旧犹如一块顽石，根本不可能妄想就这么滴水穿石。
一定有一个契机。
能让众人爆发，怒吼的；让迷茫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让他们知道箭在弦上的契机。
也不知她是不是有些神经质，最近走在路上，总觉得暗处有无数双眼睛的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甚至睡觉时也是：也许屋子里某一个地方就洞开了一个口子，有人透过那个洞口盯着她，洗澡，吃饭，睡觉……任何放松警惕的时候。
她往工部局打过一次电话，只说谢择益还没出差回来。
每天出入福开森路的仍旧是那位广东阿妈，接送她往返于越界筑路的仍旧是那位年轻下尉。
谢择益打过一次电话回来，是在她往工部局致电的周四下午。电话那头他仍旧平静的讲些有的没的笑话，她将此归结为此人在恶劣的打听她是否仍旧健在，并以最快速度和他说再见。
挂断之前，谢择益才突然想起问：“你打过电话找我？为什么事？”
她想了想：“明晚我有事与朋友出门去。”
“回家很晚？”
“应该不会。所以想请问一下，那位下尉能否稍晚点去接我回家？”
“他十点之前应该都没问题。再晚一点，我最早凌晨四时能到上海。”
“十点，”她抓着听筒说，“十点之前一定可以回来。”
他在那头轻笑道：“那么我打电话告诉他。”
“谢谢，再见。”
“与朋友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