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律法，成为权贵堂而皇之欺压百姓的护身符。
极端点的例子，一个平民控告某权贵子弟强暴他的妻子，那么主审官可以这么“原心定罪”：
论动机，纨绔子弟不缺如花美眷，没道理去摘野花，再说，纨绔子弟有的是钱，风月场什么样的美人不投怀送抱，怎么会看中野花？
换而言之，有钱人怎么会搞强奸？大把女人投怀送抱，完全没动机嘛！
以目的来说，高贵的权贵子弟，怎么会看上蓬头垢面、身上有跳蚤的民妇试问人再饿，也不会放着山珍海味不吃，吃发霉的野菜粥吧？
以心理状态来说，就算有权贵子弟强暴民妇的事实，那又如何？也许是权贵子弟喝醉了/心情不好，才导致行为失常，或者说是不小心摔倒了，正好压在民妇身上，才发生...这是意外嘛!
再说了，也许是民妇穿得太暴露/故意勾引/不守妇道，才让权贵子弟失控。
所以，不仅权贵子弟没罪，民妇反倒有勾引贵人犯罪的嫌疑，如今你夫妇二人不思悔改，反倒以卑告尊，到底居心何在！
想到这里，宇文温的怒火蹭蹭就上来了，强调动机大过事实，将犯罪事实轻描淡写，这样的做法，他不接受。
因为这很容易演变为隐形特权，给有权有势者欺压百姓开法律上的后门，甚至在大家族里，就是给尊长欺负卑幼、嫡子欺负庶子以合法借口。
当前时代的特点，摆脱不了以礼入法，这一点，宇文温只能接受，况且他也希望法律顾及人性，不希望用冰冷无情、没有人性的法律条文治国。
但是，不接受礼、法不分，不接受“以儒释法”，不接受无限制的原心定罪。
把旁支、庶出子弟束缚在家族里的“礼法”，把农民束缚在家乡上的“礼法”，把工商束缚在贱籍的“礼法”，统统都要改。
这是农桑和工商的差别，时代变了，老一套不中用了。
宇文温相信“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他认为，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就不会有思想的飞跃。
围绕《明德律》的大辩论，就是照亮时代前进之路的****，依托电报而快速发展的报纸业是助燃剂，扬州一案，正好可以作为引子。
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报纸，从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教育，感受思想交锋的冲击，当大家都开始思索时，自魏晋以来颇为混乱的思想、文化领域，就会迎来新的春天。
也许，是百花齐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