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答案当然为“不是”。
面对回答，主张罢佛的官员又问：天子要勤政爱民，父母官爱民如子，官军保护百姓，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是否该征收租庸调和商税、矿税？
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很明显，高僧们只能说“是”。
于是第三个问题出来了：僧尼不缴纳租调，不服劳役又不缴纳免役钱，算不算是皇朝子民？
答案同样只为“是”或“不是”之一。
没人敢说“不是”，然而，回答“是”之后，傅奕等人的嘲讽来了：
这些人不缴纳租庸调、商税、杂税，不服劳役、兵役，有何资格和守法百姓相提并论？有何资格享受官府的庇护、官军的保护？
免租庸调、劳役，必须是规定品级以上官员才享有的特权，当然还有科举中选的读书人，立下军功的将士。
僧尼不事生产，不缴纳租庸调、服劳役，不服兵役上阵打仗，不为天子分忧，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
嘲讽之后，第四个问题来了：是不是百姓只需要剃度出家，或者为寺庙务工、务农，就可以免租庸调、劳役？
以明德元年来朝廷制定并实行至今的各种政策，这种问题，高僧们谁敢回答“是”？
傅奕等人接下来一连串的问题，答案全都只能从“是”或“不是”中选。
现在，报纸上用大幅版面将这些问题列出来，同样也将参与辩论的高僧、官员之回答列出来，读者只要识字，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形势：
反对罢佛的人们，面对发难似乎“理屈词穷”。
杨济看着看着，不由得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