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他正是《新青年》上海分部的总编辑。陈仲甫在1921年年底就去了广州，把杂志交给了他。
陈望道苦笑了一下道：“东荪兄，可不就是我一个人吗？”
张东荪以字行，原名万田，浙江杭州人。此君名气很大，也不用多介绍了，反正日后就是民盟的秘书长。
他们两位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还都留学日本，只不过张东荪是帝国大学，而陈望道是早稻田大学。更关键的是，他们都参与了陈仲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张东荪嗤地一笑道：“看来永锡和汉俊还是那么死心眼啊。”
嗯，永锡和汉俊都姓李，前者单名为达，湖南零陵人。后者也以字行，湖北潜江人。他们两位不但是就职于“新青年书社”，也是那个小组的成员，更是……
反正，我们的袁大师一见到这两位肯定扭头就走，连手都不挥一下。
只听老张摇着头语气轻蔑地道：“不过就是意见不同罢了，张某人本想找他们当面聊聊。既然不肯来，那就算了。雪帆兄，请坐吧……”
要说狂生，张东荪确实能算得上是一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意见不同呢？这牵涉到当时赛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罗素……对了，“福禄泰尔”访华。
1919年梁启超访欧归国之后和张君劢（徐志摩的大舅子）、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老板）、张东荪、蒋百里等人创立了新学会，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
新学社刊行的杂志叫做《解放与改造》，后来精简为《改造》。而后世把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这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讲学社，则是要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华传播最新知识，罗素就是他们请来的。
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恩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此时也在中国。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杜威访华的费用。
罗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苏俄，感觉和他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区别。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国，刚到伦敦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立即出发，10月份抵达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