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国救亡会的领导孙亚星在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奉戴笠之命，于1938年4月，回到上海从事除奸活动。
七月初，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在暴动前，被分在了于松乔的第二行动组中，接受已经是军统人员的赵刚义的领导，接受他分派的任务。
暴动的当天，7月7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公园聚会，接受于松乔布置的新任务。
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
凌晨4点半，接到于松乔的行动命令后，他们出发了。
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任务地点时，在公馆马路被巡捕截下检查。
当时，江海生手中还拿着一颗手榴弹。
经过审讯，江海生供认了自己和军统的地下组织有联系。
工部局总董樊克令，要求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此事，与上海租界当局合作，以防止以后的恐怖活动再次发生。
暴动平息后，英国大使在会见蒋介石时，宣读了樊克令的信。
蒋介石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和这些罪行无关，但是他将运用所有的影响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事件发生的当天，在土肥原贤二的主持下，日本领事馆、日本新闻社、日本宪兵队和日军各军事情报机关的首脑们，大约30多人，在文监师路的日本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七条决议，提交租界当局：
一、总领事馆设立一个期限，要求租界当局立即拘捕恐怖分子；
二、要求租界当局允许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允许中国伪政府的特务行使职权，以利于对抗日分子展开调查；
三、日本当局可以自由行使警察权，包括逮捕和调查权。
四、要求两租界当局镇压中国的抗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