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流往站外走去，出站口两边挤着很多来接站的人，我从甬道往前走，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两边不时有人拦住我问：“小姐，要车吗？”第一次我停下脚步，我以为那是来接我的徐家后人，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一些拉客的私车，再有这么问的我便微笑摇头不再理会，直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将我仔细辨认着，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
“阿是小年啊？”男人开口问道。
“对。”我停了下来。
“美国来的？”他似乎还不放心，又进一步确认。
“不错，您是徐伯伯吧？”我早已将他认出。
“对，对，”对方边点头边温和地笑着，“来，箱子给我。”
他帮我拉过箱子，又试图帮我拎我背上的背包，我谢绝了，徐伯伯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将我打量着。
“这是你徐伯母。”
“徐伯母好。”
“嗳，嗳，累了吧？冷不冷啊？”
“不冷。谢谢徐伯父和徐伯母来接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孩子这么客气！普通话说这么好！”徐伯母笑道。
我的“普通话”打小便是瑾外婆一字一句教授，我的那些从中国去美国读书的同学都惊讶于我中国话发音的标准。
初次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说了一阵子话这才随两位长辈去寻出租车，那一年，私家车在中国还未普及，即便是像徐伯伯这样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也没有担负一辆私家车的经济能力。
我被安排住在徐家女儿的房间，他们家的女儿比我大上几岁，在欧洲读书，一时没有假期回来。原本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安排的，虽然我知道徐家人和两位外婆是故交，但于我毕竟是陌生人，我不想住在陌生人家中，酒店房间会让我更加自在，然而他们一再坚持，仿佛我若住进酒店便是一种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