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就是迁都的话题。
迁都可是件事关社稷的大事，等闲不能为之；只是长安地处中原西垂，深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突厥的威胁。
当初突厥初起时，正逢中原大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中原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王朝，致使农耕民族无力抵御强盛而骄横的突厥人，野蛮人时时侵袭中原文明，劫掠财富人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隋朝统一中原。
隋文帝杨坚是个很厉害的人，面对突厥的入寇，他压下一切妥协退让的声音，率军坚决抵抗，最终打退了突厥人的进攻，一战成功后，他又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依照“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使用离间计；成功促使突厥内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两部互相敌视牵制。成功的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
不过在杨坚死后，著名的二代杨广继位，诺大个大隋就败光了；中原对突厥的优势再次被逆转。隋炀帝还在位时，就有过北巡时曾被突厥人围困于雁门的事。而隋末的群雄中，诸多北方割据势力就经常将突厥引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称臣求援。
等到唐朝建立重新统一全国后，曾经可以当做依仗的突厥就成了新帝国的利益掠夺者，唐帝国的统治者们就迫切的想要将其甩掉。
而突厥的可汗们也发现统一后的中原不好控制，不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
几次冲突下来，突厥兵锋已经严重威胁到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迁都这一事，一直都在大唐政斧中有市场。这次突厥再次大举入侵，于是又有人提出了此事。
“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陛下，今原州、灵州、泾州已失，秦州、陇州、渭州诸地危在旦夕；突厥兵锋朝发夕至，长安城危矣。不若暂且避其锋芒，退守襄邓。”
这是鼓动迁都派，理由很简单，长安城太危险了。
早先的时候李渊其实也有些倾向于迁都的，毕竟国都时常暴露在敌人的铁蹄面前，非常危险不是；而且由于中原内乱连年争战，以及与突厥多年的交战，导致陇西陕北等地地广人稀。没有足够的人口基础，大唐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薄弱，由于陇西等地长期处于突厥的侵扰下，边界各处百姓难于耕种，生活极度困苦。强行将这些地区控制在手中，徒耗大唐国力。
倒不如跳出这个泥坑，先将国都迁到樊邓，将长安改为都护府；再把冲突地带的人口迁入关东，在关东实行均田以开发关东。等大唐朝渡过了眼前的难关后，国力增强后，再来找突厥算账。
以前，这种提议总是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关陇地区是李阀为代表的武将勋贵集团和关陇地主士族起家的地方，朝中大臣中的很多官员家族利益都集中在关陇地区；放弃这一片，相当于要这些重臣放弃家当，夺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要这些人放弃自己的利益何其难矣？于是这些门阀势力很容易就聚在一起，共同推举秦王李世民做为他们的代言人，反对迁都。
两边都据理力争，迁都之议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但是今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关陇集团的支柱倒了。
由于叶谨瑜的出现，事情发生了偏转，秦王李世民已经确定要前往木洲。
这就破坏了关陇集团的计划，秦王可以去木洲，但关陇贵族却不行，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跟秦王走的，所以，这些勋贵不再是李世民必须拉拢的对象。这样他也就没必要冒着得罪天子和太子的风险再为这些地主士族背书，没了李二这样的皇该继承人做强大的舵手，关陇集团这条大船顿时失去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