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为可怕的：若外边有人想要对牢中某人‘灭口’，往往是通过送些饭菜或酒水之类，而后下毒。
当然，若发生这样的事儿，外边的人总要设法将犯人弄成‘畏罪自尽’的结论。
不然，投毒之人也脱不了干系。
如此一来，在牢中当差的袁大头等，就又少了几分危险。
至少，他们不用承担首责。
按理说，无论是为保自己一条命，还是冲着那五千两银票，以袁大头当差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做的干净、部署周密，弄死一个犯人，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前提是弄成犯人自尽的假象。
“为何？偏偏要杀的人是仲逸？我的仲老弟啊”。
虽说平日里，袁大头喜欢顺点银子，又嗜赌如命，但毕竟不是那种根里坏掉的人。
扪心自问，管过这么多犯人，但所有人与袁大头非亲非故，顶多为了盘剥一点银子，表面上那些所谓的交情而已。
对仲逸，他确实下不了手。
若说这是袁大头良心发现，或许不无道理，但绝不是主要缘故。
已危及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袁大头当然会自保。
昨日，樊文予来看仲逸时，也曾说过：是有人向仲逸下套。
袁大头也是在衙门做事，对此，自有他的推断：
很明显，仲逸到了翰林院，主要做了两件事：督办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作为钦差副使，核实朝廷大军与鞑靼交战一事始末。
前者直指严士蕃，当时查办了近二十名朝廷命官，大家早就议论纷纷，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而后者更清楚：与鞑靼交战，身为宣同总兵、平虏将军的仇鸾定难咎其责，单说他下令掠抢百姓财物一事，就有不少人知道。
只是，不敢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