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班纳特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捐赠，对研究不列颠历史非常重要。”
这批字板的作用不仅是研究历史，更是表明了一种微妙态度。
如今英国议会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剑桥与牛津也不可避免被卷入其中。
新邮政提案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对广大民众带来好处，在某些人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通过让改革派赢得一局。
提案者出自剑桥大学，这时很有必要搞一搞对冲。
及时放出研究罗马邮政史的风声，表明剑桥一如既往的教学主张，不是改革的急先锋，还是以古典教育为核心。
罗伊斯当然清楚改革是必需的，是时代洪流下的大势所趋。
问题在于，缓慢改变、不旗帜鲜明地支持改变与力推激进改革的站位完全不一样。
剑桥与牛津享了几百年的特权，谁敢说一下子把大学核心变了，这个人基本就也就凉了。大学内外的利益纠缠如地下根系，根深蒂固而缠绕颇深。
罗伊斯希望自己在副校长的位置上保持有序地过渡。
就像本次新邮政提案之后，剑桥力推罗马邮政史研究，达成两股风向的平衡。
这会看着布兰度，此时捐赠罗马字板，是误打误撞地圆回了剑桥在改革与保守上的立场吗？
那么掐准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力，趁着英国议会担忧民众抗议风潮兴起，适时提出利国利民的新邮政方案，这也是刚刚好地歪打正着吗？
一次是巧合，两次也是运气好？
即便真是运气好，也是下意识就能把控时机。
罗伊斯第一次确定了小班纳特先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年轻人心怀热血或是真的，但更懂得利益的斗争与平衡。
回头再看，提案不写真实姓名，而只写「杰克学院热心人」，这怎么可能是单纯地做好事不留名。
罗伊斯也不再细究布兰度的行事，明确这对剑桥总体发展有利即可。
“我随你们先去一睹字板古物，尽快召集几院院长开会，看看哪个学院能立刻展开专题研究。”